最先醒来的青年（内附《维特根斯坦传》获奖名单）

五四青年节,源于一场革命时代青年人的运动。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青年学生为了祖国的命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唤醒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彻底的反抗。

五四运动

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无论在哪个时代，青年都是社会前进动力中的一股洪流。百年前，在有志青年不断寻找救国良方的过程中，第一批留学生迈出了国门。

容闳、黄宽、詹天佑……他们懵懵懂懂出国去，满腹经纶归故土。除了报效国家，他们别无所求。在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百年纪念之前，让我们回望那个时代，回望那些在混沌中最先醒来的青年们。

与君共勉。

容闳

（归国时26岁）

中国留学生之父

说起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肯定无法绕过容闳。他不但是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也是近代留学生事业的先驱。

1847年，容闳、黄宽与黄胜三人跟随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一起赴美，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这一经历对于容闳的人生而言，意义不言自明。若无这次远行，就不会有中国第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生，也不会有日后那批留美幼童。

先是黄胜因病离开，后是黄宽远赴英伦，到了1850年，那三个一同赴美的少年中，仅剩容闳一人在美国坚守。

从孟松学校毕业后，他考入了耶鲁大学。当时的耶鲁，仅有学生500人，容闳是唯一的华人。

如今说起容闳，无论是国人还是耶鲁人，都将其视为大人物。不少“寻访容闳耶鲁故迹”之类的文字，里面有各种关于他的传说。但这些光鲜绝不是容闳大学生涯的全部。100多年后，我们往往只能见到结果、见到光环、见到各种经过渲染和加工的故事。

这位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注定背负着一些很沉重的东西。

1854年，毕业回国的容闳曾说，希望“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抱着这种态度，容闳曾与各方势力合作，寻求救国之道。他曾赴南京，向天王洪秀全和洪仁玕献言献策；他也曾受曾国藩委派参与洋务运动，上书清廷促成幼童留美；他还曾与维新派来往密切，参与戊戌变法；晚年的他，曾支持革命党，遭清政府通缉。

如此看来，晚清数十年间粉墨登场的各种势力都与容闳有过交集，这位“海归”的政治立场似乎很难界定。那不是投机，而是寻路。无论是容闳，还是“不惜以今日之我推翻昨日之我”的梁启超，这些岭南人在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中，都一次次审视自己，寻找那条救国之道。无论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他们的出发点都不是投机。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和丁日昌被派往天津处理危机，容闳亦随之前往，为丁日昌做翻译，才有机会请丁日昌向曾国藩进言，提出留学计划。

曾国藩同意了，表示将与其他大臣连衔入奏。1871年8月5日，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曾国藩和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拔“聪颖子弟”到国外学习，以图自强。他们的计划是每年选拔幼童30名，4年共120人，分批赴洋，15年后回国，“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 。这15年的留学时间，也是容闳所建议，这样可以使得幼童在大学毕业后还能继续留洋工作数年，深入美国社会体系，不至于纸上谈兵。至于留学者的年龄，初定13到20岁，后改为10到15岁。这是担心15岁以上的人出国15年后，回国便已30多岁，以当时国人寿命，很可能遭遇丁忧，为父母守孝3年，重新出来工作时已年近40，为国家效力时间太短。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步子迈得颇大，他们还提出，留美幼童在出国前就可被赐予“生员”（即秀才）身份，回国后也可“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 。对于容闳来说，这无疑是他愿意看到的——— 他自然会想起自己当年入读马礼逊学堂与出国留学的境况，那时，选择这条道路，就意味着放弃了科考之路，与官场无缘，而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奏折，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科考体系。

1871年9月9日，批复下来了：“依议钦此。”容闳通过襄助洋务派实现自己梦想的“曲线救国”之路，在多年后终于见到了曙光。

黄宽

（归国时28岁）

留英第一人

1857年的一天，台湾海峡的海面上有一艘轮船忽遇风暴。狂风巨浪中，桅杆折断，被卷入空中。一位中国青年坐在船中，在浪峰中颠簸。那一刻，他以为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他是黄宽，广东香山县东岸乡人。18岁那年他与容闳一起赴美留学，两年后赴英留学，成为“中国留英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位医学博士。

那时的中国，信息闭塞，民众愚昧，说起洋人，常有各种荒唐无稽的流言，说起外国，常以为那是吃人魔窟。即使广东开风气之先，即使黄宽在洋学堂里读了几年书，对这个世界有些了解，这一站也需要莫大的勇气。之后的他，将远渡重洋，将面对一个完全陌生与未知的世界。

1847年1月4日，容闳、黄宽和黄胜三人从香港出发，乘坐美国商人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亨特利思号”轮船，于同年4月12日抵达纽约。

想来，容闳与黄宽的报国梦与责任感，都是在那时被激发的吧？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和“为尊者讳”，就会清楚看到：这两个为了日后生计而远赴重洋的孩子，起初不可能怀有什么宏大志愿，那不合常理，只剩虚假。唯有新的环境、新的价值观的冲击，才能激发潜藏于他们内心的某种情怀与责任感。

1849年，黄宽与容闳顺利毕业。资助人表示，若二人肯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便可获得资助，前提是毕业后要为教会服务。容闳不愿为教会工作，选择留在美国另寻出路。黄宽则选择答应。1850年，他只身上路，前往英国。

赴英的黄宽，考入了极具盛名的爱丁堡大学医学院。

据载，黄宽性格内向，心思缜密，动手能力强，喜欢自然学科，这样的性格自是适合学医。加之他吃过苦，又得孟松学校的价值观熏染，也有济世救人的动力。

一个20岁的中国青年独自走入英国北部古城。那是一个信息闭塞、外国人看中国人同样感到“稀奇古怪”的时代；他身边没有了容闳这样的伙伴，甚至再也找不到一个中国人，以致7年不吐乡音，回国后居然要重新学习汉语口语……

爱丁堡的天气也极冷，加之环境的封闭引发的乡愁，这位首个旅欧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了埋头学习，苦读之余还要打工赚取生活费用。

时任爱丁堡大学校长的辛普森曾在毕业典礼的演讲上盛赞黄宽：“在你们中间，黄宽是最值得称赞的一个谦虚好学的学生。在学业竞争中他所获得的众多奖励与荣誉，让我们可以怀有这样的期许，这位中国留学欧洲第一人，一定会成为他的同胞中西方医学的最好代表。我坚信，在座的各位，包括教授和毕业生，对他今后的事业与幸福将怀着格外的兴趣……”

此后的黄宽，又一边在医院实习，一边继续深造，于1857年获博士学位。他拒绝了英国医院伸来的橄榄枝，踏上了归国之途。

唐国安

（归国时23岁）

清华首任校长

1913年8月21日，唐国安在病榻上写下辞呈，由家人递交给外交部。辞呈中写道：“一年之间，精力耗于教务者半，耗于款务者亦半。入春以来，陡患心疾，比时轻旋时重，方冀霍然，讵料渐入膏肓，势将不起。校长职务重要，未可一日虚席，谨恳钧部免官另委贤员担任。惟国安有不得已于言者，查有留美文科硕士周诒春老成练达，学识兼优，自充任副校长以来，苦心孤诣，劳怨弗辞。国安虽病，该副校长兼理一切，颇能措置裕如。若以升任校长，必能胜任愉快⋯ ⋯ ”

第二天下午，他因心脏病辞世。他早年是留美幼童，后为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首任校长，也是清华迄今为止唯一去世于任上的校长。

关于清华首任校长，其实有两种说法，除唐国安之外，还有周自齐一说。可以肯定的是，周自齐是清华的创建者。他早年于京师同文馆毕业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回国后任职外务部，1909年出任游美学务处总办，组织筹建了清华学堂的前身游美肄业馆，出任监督。

彼时，学校监督即实际上的一把手，相当于校长，这也是有些人称周自齐为清华首任校长的根源。但当时并无校长称谓，直到唐国安接任后，才效仿西方学制体例，改监督为校长，因此，也有许多人认为唐国安才是首任校长。

唐国安一直对留学之事的推动极为热心。早年在上海时，他就曾担任上海耶鲁大学校友分会董事和中国耶鲁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1906年担任环球中国学生会董事和副会长，还曾发表《劝告中国留学生》一文，疾呼救亡图存。他还认为，要反侵略反压迫，不能靠义愤，不能只靠喊口号，而是要奋发图强，而奋发的希望就在于留学生，依靠留学生改变政治和经济制度。

1909年9月初，游美学务处租赁北京东城侯位胡同的一所民房开始办公，明确部门职能、人员构成。据记载，除一位总办、两位会办外，还有庶务长、中文案、英文文案、庶务员、书记生等工作人员十余人。

当月的4日到11日，游美学务处举行了第一次选拔留美生的考试。这次考试共录取47名学生，由清政府为之统一制备行装。1909年10月12日，唐国安亲自率领这批学生赴美，11月13日抵达华盛顿。

1910年7月、1911年 6月，清政府又进行了两次选拔考试，前一次录取学生70名，后一次录取63名，唐国安还另外保送14名。

这三次考试均极严格，学生十分优秀，成才率高，后来活跃于民国各个领域，其中尤以教育界最为闪亮，包括执掌清华大学数十年的梅贻琦，缔造北大最辉煌时光的蒋梦麟和胡适，掌管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执掌东南大学的邹秉文等。可以说，这批学子深刻影响了未来数十年的中国，尽管这一切成果戛然而止，但短暂光辉至今仍令人怀想。

与筛选留美生同时进行的，是肄业馆的筹办，馆址定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1909年冬天对校内主要建筑进行修葺，增建清华学堂、同方部礼堂和洋教习住宅等。1911年，外务部与学部一同奏请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并紧急征召正在欧美出访的唐国安回国筹备此事。

1911年4月29日，学校举办开学典礼，并正式宣布清华学堂成立，周自齐被任命为学堂监督，范源濂、唐国安为副监督，胡敦复受聘为教务长。

1912年4月，民国政府听从唐国安意见，正式取消游美学务部，原有的招生、遣派留学生等职权均划归清华学堂，唐国安任正监督。1912年5月，清华学堂复校，10月正式改名为清华学校，按西式风格，实行校长负责制，将监督一职改为校长，也正因此，人们称唐国安为清华首任校长。

欧阳庚

（归国时23岁）

专注外交45 年

在地质灾害史上，1906年是个惨痛的年份。那一年里，阿拉斯加、旧金山、厄瓜多尔、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地均爆发了7级以上大地震。当年4月18日，美国旧金山发生7.8级大地震，因天气干燥，地震后发生了持续3天3夜的火灾，2.8万座房屋被毁。

当时，香山籍华人聚居的旧金山洛克镇受灾极为惨重，死者众多。有一位名叫骆丽莲的女医生，她的大女儿也在灾难中丧生，伤痛中的她不顾大火威胁，救出大量华侨孤儿，在救灾过程中不幸被柱子压倒，重伤毁容。她的丈夫时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这位外交官也无视自身安危，积极参与救助同胞和孤儿，其间遭遇了肋骨折断等伤痛，左边头部也遭严重烧伤，从此不长头发。

这位外交官如今声名不彰，却可算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传奇。他横跨晚清和民国，在外交领域持续工作45年，辗转美国、加拿大、巴拿马、智利和玻利维亚等地。

他是欧阳庚，广东中山张家边镇大岭村人。

1872年，14岁的欧阳庚作为首批留美幼童的一员启程赴美。先后在纽约西海文小学、纽海中学和耶鲁大学就读。1881年被强令回国时，他与詹天佑是仅有的两名大学毕业生。

在他的外交生涯中，有两袖清风、力保主权、力护侨民等美誉。还有人为他赋诗，“华夏后裔历八方，五洲万国有虞唐，老人若叙移民史，怀德每称欧阳王” ，所谓“欧阳王” ，是指“庚”的译音为“king” ，意译为“王” 。

1894年，孙文在美国檀香山组建兴中会，次年发动首次武装起义——— 广州起义。事败后，他逃出广州，经“中国香港”日本，又来到檀香山。

孙文于檀香山入境时，需人担保。他登记姓名孙逸仙，并致信欧阳庚，要求这位香山老乡作保。欧阳庚爽快应承，还为他安排生活，方便其在美国华人中传播革命。他还向孙文引荐了自己的表弟。这位表弟后来成为孙文的忠实追随者，堪称左膀右臂，他名叫廖仲恺。

欧阳庚为孙文作保，很快便被清政府知晓。面对追查，欧阳庚以“我不知道孙逸仙即孙文”来搪塞。此事经过漫长调查，始终未平息，直到1902年，清政府还专门派梁诚前往美国调查此事。

凑巧的是，梁诚也是当年的留美幼童，他属第四批（即最后一批） ，可算是欧阳庚的学弟。二人暗中商定，在调查报告中将孙文进入美国之事写成由洪门中人经办，与欧阳庚无关。据说，作为报答，欧阳庚暗中“回馈”了梁诚一项功劳——— 提出庚款留美。

欧阳庚的这次“报答”，似乎只是其后人的一面之词，但细细推敲，似乎又非没有根据。若此事为真，那倒真是阴差阳错，因为，当事双方不可能想到，这桩“功劳”竟然会成为中国近现代极具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从此梁诚名垂青史，欧阳庚却罕为人知。

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改善中美关系，有意退还部分赔款，美国议会内部有所分歧。凑巧的是，欧阳庚曾出资供胞弟欧阳祺在哈佛留学，欧阳祺与罗斯福刚好是同学，欧阳庚借此面见罗斯福，多方斡旋，希望将退款用于办学。后来欧阳庚因在旧金山大地震中受伤，一度休养，便推荐欧阳祺继任旧金山总领事，继续谋划此事。

这件事情终于在1908年正式敲定，美国国会通过了退款议案，中美双方商定后，清政府于1909年派出了第一批庚款留美生，其中包括金邦正、梅贻琦等人。

在史书中，梁诚作为庚款留美的首倡者被记载，唐绍仪和梁敦彦也因曾出力而着墨不少，可欧阳庚却仿似与此事无关。

民国建立后，这位前清外交官继续从事着外交工作。从他早年义助孙中山一事中，已可看出早年的留学生涯对他的巨大影响，想来，他应也期盼着民主共和。另外，多年的海外经历，或许也使得他对那个遥远的清政权感到淡漠了吧。

詹天佑

（归国时20岁）

中国铁路第一人

在中国近代史上，铁路承载着极大的政治意义。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产物，它象征着交通的便利、工业的发展，也象征着开放。在被强行打开国门后，清政府对铁路和电报这两大领域的认知也从零开始，由起初的不敢置信乃至惊惧，渐渐发展为适应与尝试，并将之视为强国之路上的规定任务。

很少有人会不知道詹天佑，因为他的故事一直存在于中学语文课本中。

詹天佑祖籍是江西婺源，但出生于广东南海县。1872年，年仅11岁的他入选首批留美幼童，前往美国。

1878年，詹天佑考入了耶鲁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就读铁路工程专业。1881年，当留美学生被清政府强行召回时，詹天佑是仅有的两名学士学位获得者之一。他的毕业成绩为第一名，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码头起重机的研究” 。

这批学生回到国内后，分配极为随意。詹天佑的分配也不对口，去向是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轮船驾驶。詹天佑根本没有机会学以致用，他只能选择蛰伏。在福建船政学堂期间，詹天佑因成绩优异，获五品军工衔。后调入福建水师的旗舰“扬武号” ，参加了1884年的马尾海战。

战后，詹天佑被调入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习，同年得清政府授五品顶戴。这份教习工作，他一直做到了1888年。1888年，詹天佑离开广州，北上天津，他在耶鲁大学的专业终于开始有了用武之地。他在天津的第一份工作是中国铁路公司的帮工程司，推荐人是他的留美老同学邝孙谋。

詹天佑进入铁路公司后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修建塘沽至天津的铁路，他深入工地与工人同吃同住。而他参与的第一个大项目，则是由金达主持的唐山至山海关的关内段铁路建设。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收回被英俄两国占据的关内外铁路，詹天佑迅速将之修复通车。1902年，他终于迎来了独当一面的机会。

1901年12月17日，慈禧在返京途中就要求各国公使“早行觐见，以笃邦交而重使事” ，还宣布觐见公使夫人，“用昭睦谊” ，“欲调和列强，凡可行者皆行之，使中外感情，重归于好，以为异日施政之本” 。体验到了火车的便利的慈禧，回京后宣布乘坐火车前往西陵。

不过，要坐火车“展谒西陵”并不容易，因为西陵当时并无铁路经过，所以需在新城县高碑店（现高碑店市）到易县梁各庄新筑一条支线，限期6个月。

袁世凯最初打算找金达做总工程师，但法国驻华公使认为，这条通往西陵的铁路由高碑店延伸而出，属于京汉铁路支线。京汉铁路是清政府向法国和比利时借款修建的，其支线当然应该聘请法国工程师修建。

在这种情况下，英法两国扯皮达2个月，闹得不可开交。眼看仅剩4个月期限，袁世凯果断决定：你们慢慢吵，我谁也不用，决定由中国人自己修筑。他任命的人选有两个，均是留美出身：关内外铁路总办梁如浩兼任西陵铁路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

这对老同学顺利完成了任务，仅用了4个月时间便修好了这条只有43公里的西陵铁路（又称新易铁路）。但这条铁路仅仅被使用过两次，一是慈禧太后谒陵，另一次则是运送光绪的灵柩。

1905年，清政府决定修筑京张铁路，委任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司兼会办，后升任总办兼总工程司。

周万鹏

（归国时17岁）

一生奉献电报业

铁路与电报是近代工业文明的象征。晚清时代，封闭的中国人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下，见识了铁路与电报的神奇，有识之士也生出效仿之心，引为强国之道。

1928年1月，周万鹏在上海去世。对于这位在电报业服务长达46年的老人，蔡元培颇多赞誉，称他“导引电政，吾国之倡；周旋撙俎，折冲外攘；清廉峻洁，不媚于上” 。

周万鹏出生于1864年（也有1863年之说） ，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1874年，他入选第三批公费留美生，赴美学习，后考入美国纽约州曲老格致大书院（即理工大学）。回国后，他先是前往天津电报学堂学习电报工程，1882年后任清江、汉口两地电报局的领班，1884年调任上海电报局总管，后升任该局会办和总办，兼任中国电报总局提调和襄办。1909年升任中国电报总局（后改名为电政局）总办，仍兼任上海电报局总办。

民国成立后，他仍活跃于电报界，曾任赣、皖电政监督兼九江电报局局长，闽浙电政监督，交通部邮传司司长兼邮政总局局长和电政监督，江苏电政监督兼上海电报局局长，代理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局长，上海电报传习所监督兼电料管理局局长等职。他于1927年退休，一生中从事电报事业达46年之久，其中有一半时间供职于上海。

1908年，周万鹏先是赴日本主持东三省电线与烟台水线的谈判。同年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前往里斯本参加万国电报公会，成为中国参加国际电联活动的第一人，会后赴欧洲各国考察电政。会议期间，他了解到我国电政之所以易受制于外人，主要是因为缺少西方各国所具有的统一电报政策与技术规范，于是回国后编辑了《万国电报通例》，使我国电政得以统一，为中国电报技术标准化及与国际电报业接轨打下基础。

参加万国电报公会，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周万鹏适逢其会，可算是与有荣焉。

电报于1844年正式诞生，很快便跨越国境，成为当时最先进的通信工具。1865年，欧洲各国在巴黎聚会并签署公约，万国电报公会由此建立。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沈葆桢和丁日昌等洋务名臣开始试水电报业。最初是沈葆桢奏请开设闽台线，后来因为纠纷问题，仅保留马尾线。1877年，李鸿章在天津建成16里电报线，同年，丁日昌建成95里电报线，1879年，李鸿章建成天津到大沽线，共120里。中国电报业就此发端。

万国电报公会也在此时开始与中国联络接触，并连续邀请中国参加万国电报公会。但此后20多年，清政府因为各种因素，如朝野意见不一，始终未能加入万国电报公会。直到1908年，清政府才派出周万鹏参加大会。

1909年，英商在上海惠中旅社设立商用无线电台，侵犯中国电信主权，周坚持原则，力争撤废，收归中国所有。也是在那一年，时任全国电报总局兼上海电报局总办的周万鹏，发现上海各局仍在沿用旧莫尔斯机收发电报，效率不高，于是将旧机全部改换成新创的韦斯敦机，使上海电报局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1915年，法国在上海顾家宅设无线电台经营商报，该台的设立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周在交涉中据理力驳，迫使法方屈服。周万鹏熟悉电报业务、技术，且管理有方。担任电报总局提调时，亲自制定洋账方式，派员校核每月列出的详册，便于同外商电报公司结算账务时做到及时正确，原始记录齐全。1917年，他再次担任上海电报局局长时，做到“局无闲员，月定奖给” ，电报传递无稽延，业务收入超额完成。周信奉的格言是“习其事者竞其业” ，甘愿终生为电信事业服务。

周万鹏一生的顶点是在民国成立后，当时，邮传部被改名为交通部，他曾任邮传司司长，兼邮政总局及电政督办。但后来又转而担任上海电报局局长和江苏电政监督。以通常眼光来看，这似乎是由高走低，但联想民国早年的纷乱政治形势，内阁几月一换的频率，周万鹏的命运也属寻常。他能终身致力于电报和通信事业，已可谓学有所用。而且，尽管一直在这个“油水极多”的部门工作，但他于65岁去世时，家无余财，可见其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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